母爱深深

作者：程涛

1943年，已处于败势的侵华日军溃窜到湘北一带，那年农历三月我出生。

我出生后第三天，父亲便急匆匆出门“做生意”。所谓“做生意”，就是在山区和湖区间肩挑些土特产贩卖，凭苦力赚点微薄的差价款补贴家用。父亲出门后没几天，日军便窜向松滋河边我家所在的仁和垸。母亲闻讯急忙抱着我，牵着刚满3岁的哥哥四处躲藏。

日军进村后到处烧杀掳抢，我出生后住了不到半个月的用一些杂木支撑、用稻草盖顶做壁的“家”顷刻间化为灰烬。

那时农村习俗，产妇和孩子未满月是不能进别人家门的，据说这样不吉利，会给那家带来灾难。焦急中等待父亲消息的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只能在堤坎下、桥洞里或别人的猪舍牛栏栖身，又冷又饿，还要随时防备日军的袭击。

本族的一位长辈，好心劝说母亲将我送人，送走了小的，减少拖累，才有可能保住大的，活下去。愿意收养的那户人家，还答应给一担谷作为酬谢。处在兵荒马乱中，又是青黄不接的季节，一担谷便是大价钱了。母亲斩钉截铁地说：“要死俺娘儿母子三个人也要死在一起！”

一个星期后，“做生意”途中被日军抓去当挑夫的父亲逃了回来，我从母亲怀中躺进父亲肩挑的箩筐里。

1949年，母亲把我送进小学读了4年初小后，又送到十多里外的官垸读高小、初中。我交不起伙食费，只能交点搭餐费，带米在学校借火蒸饭。母亲隔三差五地提着腌黄瓜、萝卜、刀豆之类的泡菜坛子送到学校，有时还送些熟饭晒干后和着炒黄豆磨成的粉子或沟渠里捕获的小鱼小虾。

1961年征兵，正在澧县一中读高二的我报名了。母亲见我瘦小，担心到部队吃不消，舍不得我走，几乎每天走20多里路到学校对我进行劝说。母亲讲不出多少道理，坐着呆呆地望着我，近乎祈求地反复说：“你不去好不好？”

新兵在澧县城关镇集中后，8月1日从县城步行到津市乘开往长沙的轮船。到津市轮船码头已是黄昏，大家分散在码头空地上席地而坐等待上船。

母亲和新婚不久的兄嫂来送我。母亲没有多少话说，只是痴望着我，反复叮嘱道：“到了部队要吃饱饭，长胖些”，说罢还递给我一个特意新买的大洋瓷碗。

准备登船的号令下达了，我正要立起身来，母亲一把拽住我，从内衣口袋不知掏出什么塞进我新军装的裤兜，又在袋口按了按，生怕那东西掉出来。我来不及查看，急忙起身列队登船。

轮船在汽笛声中起航，在送行的亲人们嘈杂的声音中，我听到嫂子呼唤母亲的声音。或许码头上送行的人太多，他们走散了。

在船舱昏暗的灯光下，我掏出临行时母亲塞进我裤兜的东西，那是个用线绳捆紧的布包，一层层将包裹的布展开，露出紧紧卷着的纸币，最大面值是几张五角的，其他多是一角、两角的，还有伍分、贰分甚至一分的，一共几元钱。

走上轮船甲板，望着轮船起锚的方向，我流泪了。

在经历了25年的军旅生涯后，1986年我回到入伍登船离开时的津市工作。母亲还是和以前一样，不时走20多里路到我工作的单位来嘘寒问暖。

岁月的风霜加之一生操劳，母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特别是父亲和大哥相继去世后，我又调到了常德，两个弟弟也在外地工作，母亲十分孤独。我接她到常德来住，她担心影响我的工作，住两天便执意去乡下妹妹家。

母亲去世前不久的一天，侄子开车送我去澧县乡下妹妹家看她。母亲躺在轮椅上，艰难地扭过头来，久久看着我，而后转头望着原本在她身边长大的孙子，疑惑地说：“这是哪里来的客啊？”我苦笑着，心十分疼。

当天去时烈日当空，我穿着短袖衬衣和短裤，返回常德时突然变天，气温骤降。晚饭后我早早睡了。深夜，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惊醒。电话是妹妹打来的，她说母亲几次催她打电话给我，她要和我说话。电话那头传来母亲嘶哑的声音，反反复复地问我路上遇到雨没有？淋湿没有？感冒没有？吃药没有？好些没有……

这次电话成了我们母子最后的一次对话。接到妹妹打来告知我母亲病危的电话，我匆匆赶去，母亲已昏迷，静静地躺在床上。在妹妹带着哭腔的声嘶力竭的呼唤中，母亲微微睁开眼，艰难地侧过头望着她的子孙，眼角滚落她辛劳一生的最后一滴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