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儿的命运一般比较悲苦。而我却靠党的温暖长大成人,又靠改革的春风成长为白医天使,这是多么的幸运和幸福呀!
时间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母亲的阵痛中来到了人间。我不到两岁,父亲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10岁那年,母亲又患乳腺癌,因无钱医治离开人世。
“道沿,莫哭,有我们在,不会让你为难的!”村支书摸着我的头安慰道。村里的伯伯、大婶、叔叔、阿姨待我非常好,好吃的东西总要送给我一份,见我可怜,经常留我去他们家过夜。林攸军老师怕我因此辍学,接我去学校,替我交清了学杂费,又送我钢笔、墨水、绒裤、棉衣、鞋袜……
我没辜负老师的殷切期望,以优异成绩考入临澧四中。手捧新生录取通知书的我,看着巨额的学杂费,忧心忡忡。幸运的是,林攸军老师调入临澧四中,成为我的班主任。她翻山越岭,徒步十多公里,把我从偏远山区接到学校,替我交清了一学期的学杂费。学校知道我的处境后,连续为我申请助学金、助学粮。老师、同学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送衣服、学习用品、零花钱……让我顺利完成学业。
高中毕业后不久,我患了一场大病。住院期间,时任公社党委主要负责人多次到医院看望我,帮我解决医疗费。医生把我当亲人,不仅体贴入微地照顾我,还免去了我的生活费,给我讲励志故事。我感激不尽,立下宏愿:以后做人民的好医生,救死扶伤,报答党和人民的养育之恩。
这个梦想很快变为现实。1980年,我跨进卫校的大门求学深造。我想,如果不是国家政策好,我这个孤儿怎么能有机会来这里呢?于是,我更加刻苦努力了,钻医理,看标本,在医学“王国”里探索和学习。
学成回乡,我把全部身心投入到了卫生事业。为解决边远山区拍照难的问题,我卖掉家里的两头大肥猪,找熟人借钱,买回了拍照的器材。没有摄片架,我就自己动手做。对远道而来的患者,我经常提供帮助,尤其是特困患者,还为他们贴钱买药。
工作之余,我还很热爱写作。40多年里,我撰写的5500多篇稿件先后被《湖南日报》《常德日报》等多家媒体刊载,还被评为优秀通讯员,成为全国红十字会员之星。1994年,我的《高楼下的矮屋》等5篇文章被改革出版社收编入书。那一年的12月8日,我搭乘从长沙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参加《走向新世纪》丛书发行会。坐在人民大会堂的我热泪盈眶,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从医院退休后,我仍笔耕不辍,被单位特聘为党风廉政建设信息员。我感到使命光荣,到处跑乡镇,收集有关素材,相继在媒体发表了一些主题稿件和评论作品,受到多次表扬。过程虽然很辛苦,但我怀着感恩之心,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很值。
作者:龚道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