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
经曾国藩推荐，陈宝箴从同治八年（1869年）起在多地任地方官。其中光绪元年（1875年）至三年（1877年），任湖南“辰永沅靖（辰州、永顺、沅州、靖州）兵备道”道尹，驻湘西凤凰镇筸城，故又称“镇筸道”道台。陈宝箴节制闻名天下的“镇筸兵”、总揽湘西军政民政，事务繁忙，自然需要人手协助。清代地方官员上任都带着一批沾亲带故的幕僚和亲信，幕僚帮着处理公务，亲信负责内外杂务。已经二十岁的干女婿李荣贵，必然会被陈宝箴带在身边做事，此时也应跟随在凤凰。凤凰自古就是湖南与云贵川的交通孔道，跨过省界就是蜀地重庆，距离近且有官道相通。当年李氏兄弟年幼不知彼此下落，陈宝箴是清楚的，以陈宝箴的高风，肯定秘密安排他们会过面，兄弟俩由此有了联系。
《草谱》记载李荣翔已娶妻周氏，育有余瑞、余瑶两子和一女素珍，长子订婚的王氏和次子订婚的向氏都是重庆人家的女儿，应是他们已经落籍定居在了重庆。但在生于光绪九年（1883年）的女儿素珍之后，再没有后续的出生信息，也没有这些孩子成年后的婚姻、生育信息，应是光绪九年（1883年）以后不久，他们又失去了联系，这肯定与陈宝箴的职务调动有关。光绪三年（1877年）陈宝箴奉调回省主持营务，李荣贵跟随到了长沙，两兄弟应还能联系得上。后来李荣贵跟随陈宝箴长期在外省，兄弟间的联系肯定时断时续。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陈宝箴擢任湖南巡抚，李荣贵跟随回到长沙，兄弟本可以继续联系，不料翌年（1896年）李荣贵遽然离世，估计没有来得及交代重庆的联系地址。更糟糕的是两年后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维新被镇压，陈宝箴因支持维新，罢官去职回了江西，湖南这边的联络坐标也就同时失去了。从此，忠王留下的两支血脉失去了联系，世事沧桑，至今一百多年了。
忠王第三代李馀庆，“號國卿（欽），書名紹庚。”公开的名字应是“季国卿”。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陈宝箴任湖南巡抚的第二年，由于李荣贵中年过世，义女陈氏母子成了孤儿寡母。尽管李馀庆也在陈家读过书，却没法通过科举入仕，走当官那条路。因为科举第一步考秀才就必须在户籍所在地参加县考，还得填报祖宗三代的情况，李家的原籍广西藤县、迁去地江宁上元都去不得，那无异于自投罗网。而且他父子用的是假姓假名，无论在江西还是湖南都没有落籍，是个没有户籍的黑户，靠着陈宝箴当官的荫庇才存活下来。要想落籍也很难，按清朝的户籍制度，除了当地的土著、老住户，外来人要落籍入户，必须要在当地置办有田产或房产，他家根本不具备那样的财力。所以李馀庆只能去当铺学徒，靠打工艰难谋生，婚配也只能在社会底层，妻子彭氏是长沙东乡的一个厨工彭三才的女儿。
恰好这年湖南官办常宁水口山铅锌矿务，巡抚陈宝箴委派宁乡士人廖树蘅为首任矿区总办，他对干外孙李馀庆的事情还是很上心的，总想着尽可能把他安排得好一点，在同意廖树蘅要求官员们“不荐一人”的条件下，还是破例把二十一岁的李馀庆推荐给廖做了帮手。廖树蘅曾在光绪三年（1877年）受聘当过几年陈宝箴的幕僚兼家庭塾师，并从此成为陈家父子的诗友，期间应是接触并认识陈家的干女婿李荣贵的，所以他欣然带着李馀庆去了水口山。
廖树蘅后来升任省矿务总办，水口山矿务由他的儿子廖基植接办。李馀庆，此时公开名字还是“季国卿”，他同样遗传了乃祖的性格特质，做事肯干、忠实可靠，很为廖氏父子欣赏，成了他们的亲信，先后任过会计、选矿科总监工、矿区总务科长。廖氏父子前后任矿区总办十六年，由于经营有道，水口山矿成了清末湖南官府的一大财源，因而职员们的待遇也相对优厚，李馀庆一家住的“四十八间”宿舍区，是矿区专门为高级职员和技师修建的一个公寓院落。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陈宝箴父子被罢官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陈宝箴又被那拉氏密旨赐死，陈家因之败落。失去陈家的荫庇以后，李馀庆依靠自己的能力在事业上站稳了脚跟。他知恩图报，尽力对在湖南的陈家人给予了生活接济。
到水口山矿区任职十二年后，时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李馀庆终于攒够了钱，在宁乡县五都十四区的土墙湾买了四十八亩田土，并修了一栋土砖瓦顶的房子，得以落籍宁乡，与他妹妹李云卿的婆家叶氏在同一地区。与土墙湾相距数里就是廖树蘅父子居住的横田，横田廖氏是宁乡的名门望族。李馀庆一家能在这个从无渊源的村社落籍，作为土著的廖家和叶家无疑都提供过助力。自咸丰元年（1851年）起，风雨飘泊了五十多年的忠王家族，至此才有了赖以生存的根基。
三年后，辛亥革命爆发，腐朽没落的满清专制统治随即土崩瓦解。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历来以“洪秀全第二”自诩，太平天国运动因而从“洪杨倡乱”“长毛造反”的反面典型成了“反清起义”“民族英雄”的正面形象。当了三十七年“季国卿”的李馀庆得以公开身份，宣布恢复李姓，考虑到名字“国卿”已为同人叫惯了，所以就因循改成了“李国钦”。名字的一字之改，其中当有深意：一方面，卿、钦两个字在湖南口音里面完全同音，不影响同事之间相称；另一方面，抛弃了违背心愿的“清国之卿”假名，亮明了“钦敬太平天国”的本心。从同治三年（1864年）到此时，忠王子孙隐姓埋名、忍辱负重四十八年，终于可以挺直腰板大喊一声“我们是李忠王的后人”！
1912年6月，李国钦兴冲冲地回到宁乡的新家，把父亲暗中书写的李家《草谱》从私密处拿出来，堂堂正正地摆在书桌上，用新的八行书纸重新誊抄、修订、续写。这可是他们家的根脉，子子孙孙都要永志不忘的。
翻阅《草谱》，其中女眷父亲名讳的记载，存在不同的表述。忠王母亲陆氏的记载是“梧邑陸明德公次女”，陆明德是李荣贵的曾外祖父；忠王夫人宋氏的记载是“梧邑宋壽春公長女”，宋寿春是李荣贵的外祖父；忠王三媳陈氏的记载是“江西義寧陳資公女”，陈资是李荣贵的岳父。以上三位都是李荣贵的长辈，所以一律尊称为“公”。而对李荣贵长媳彭氏的记载是“長沙東鄉彭三才女”，彭三才是李荣贵的亲家；对四弟李荣翔的两个未婚儿媳的记载是“重慶王卓卿先生次女”“重慶向立吾滿女”，王卓卿和向立吾是李荣翔的亲家。这三位都是李荣贵的平辈，所以直呼其名或仅以“先生”称之。因而可以推定，《草谱》的最初起草人，应是李国钦的父亲、忠王第三子李荣贵。如果是李国钦起草的，肯定都得尊称为“公”。这次李国钦在重新誊抄的时候，没有注意这个细微之处，给后面几位补上“公”字，因而为后人的研究留下了蛛丝马迹。
《草谱》的封面，本应是《李氏草谱》四个大字居中一行、郡望和堂号一行、刊订年月一行，但在满清统治的险恶处境下，李荣贵只能简单地写“《草谱》-棣华堂订”等字样，不能标出郡望和“李”字。到李国钦重新誊抄的时候，可以亮出“李”字了，可能因不太了解宗谱封面的格式，写成了“《草谱》-李·棣华堂订”。
这个堂号两边都有墨色稍淡的修订痕迹，应是李国钦在其后的年月作的一点修改。右边标注有“老堂號”三字，含义是指“棣华堂”是他父亲拟定的老堂号。左边标注了“更篤慶堂”后又圈去，接着写的是“又更繁實堂”，这里应该是两次重拟新堂号的痕迹。从文字看，最后确定的堂号应是“繁实堂”，饱含盼望家族繁盛之情。
《草谱》开头只有几句简短前言：“原籍廣西梧州藤縣守鳳鄉五十七都長恭里新旺村，老居於咸豐元年洪秀全倡亂始遷江寧上元，於同治三年移居湘省。於光緒三十四年臘月，在寧鄉五都十四區、地名土牆灣置田四十八畝。於中華民國元年六月十一號來鄉，居本屋正房內兩間。將宗派改為金木水火土輪流，取生生不絕之義。”没有一般族谱常见的家族源流、远祖追述等内容。向上追溯最远也只记载到忠王的祖父母名讳，且没有生卒年月等内容。顺序而下的是忠王的父亲李世高夫妇，生卒年月等内容已经具备了。但注意到他的家族身份标注是“继公长子”，那就应该还有兄弟姐妹，但这些人都缺失了。究其原因，与李荣贵被掳时年龄尚幼有关。一个未满九岁的孩子，能记住原籍地址、了解宗派字辈、知道曾祖的姓名已经很不错了。李荣贵秘密起草这本《草谱》的时候，不仅不敢公然认祖归宗标注“李”姓，更不可能冒暴露身份的危险去原籍地寻根问祖查宗谱，所以有这些缺失是难免的。还有，忠王是兄弟二人，忠王为长，弟弟叫李明成，也是太平天国一名将领，受封扬王。《草谱》没有他的名录，可能是他常年在外作战，年幼的李荣贵对他印象不深，记不清他的家庭成员情况，也不知他的下落所致。
《草谱》的前言，李荣贵其实只开了一句头：“原籍廣西梧州藤縣守鳳鄉五十七都長恭里新旺村，老居於咸豐元年洪秀全倡亂始遷江寧上元，於同治三年移居湘省。”从“洪秀全倡乱”字样可以看出，这是满清时期的说法，只能是李荣贵的遗墨，民国时期的李国钦不可能这样写，他不过是照样誊抄，保留历史样貌罢了。记载的原籍地址十分具体，迁入地“江宁上元”也比较详实。南京在清代的名称是“江宁”，太平天国时期称了十余年“天京”，后又恢复了旧名，从民国至今的名称是“南京”。明代南京的外城有一座“上元门”，清代依旧，现在南京市的江宁区，还有“上元门地铁站”，其附近仍有以“上元”命名的街道和学校等，《草谱》记载的“江宁上元”应该就是这里。苏州的那座著名的“忠王府”，在苏州失陷的时候尚未完工，应是忠王据有苏州后新建的，忠王的亲属住的时间应该不长，或者并没有住过去。旧的忠王府应该就是在上元门一带，当时李荣贵尚幼，只记得“江宁上元”，没能记清具体的街道里巷。天国失败后李荣贵的移居地只有“湘省”二字，因为那时他一家人还漂着，跟着陈宝箴在湖南的时间虽然长些，却没有具体的落籍地点，只能无奈地以“湘省”概之。
（待续）
经曾国藩推荐，陈宝箴从同治八年（1869年）起在多地任地方官。其中光绪元年（1875年）至三年（1877年），任湖南“辰永沅靖（辰州、永顺、沅州、靖州）兵备道”道尹，驻湘西凤凰镇筸城，故又称“镇筸道”道台。陈宝箴节制闻名天下的“镇筸兵”、总揽湘西军政民政，事务繁忙，自然需要人手协助。清代地方官员上任都带着一批沾亲带故的幕僚和亲信，幕僚帮着处理公务，亲信负责内外杂务。已经二十岁的干女婿李荣贵，必然会被陈宝箴带在身边做事，此时也应跟随在凤凰。凤凰自古就是湖南与云贵川的交通孔道，跨过省界就是蜀地重庆，距离近且有官道相通。当年李氏兄弟年幼不知彼此下落，陈宝箴是清楚的，以陈宝箴的高风，肯定秘密安排他们会过面，兄弟俩由此有了联系。
《草谱》记载李荣翔已娶妻周氏，育有余瑞、余瑶两子和一女素珍，长子订婚的王氏和次子订婚的向氏都是重庆人家的女儿，应是他们已经落籍定居在了重庆。但在生于光绪九年（1883年）的女儿素珍之后，再没有后续的出生信息，也没有这些孩子成年后的婚姻、生育信息，应是光绪九年（1883年）以后不久，他们又失去了联系，这肯定与陈宝箴的职务调动有关。光绪三年（1877年）陈宝箴奉调回省主持营务，李荣贵跟随到了长沙，两兄弟应还能联系得上。后来李荣贵跟随陈宝箴长期在外省，兄弟间的联系肯定时断时续。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陈宝箴擢任湖南巡抚，李荣贵跟随回到长沙，兄弟本可以继续联系，不料翌年（1896年）李荣贵遽然离世，估计没有来得及交代重庆的联系地址。更糟糕的是两年后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维新被镇压，陈宝箴因支持维新，罢官去职回了江西，湖南这边的联络坐标也就同时失去了。从此，忠王留下的两支血脉失去了联系，世事沧桑，至今一百多年了。
忠王第三代李馀庆，“號國卿（欽），書名紹庚。”公开的名字应是“季国卿”。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陈宝箴任湖南巡抚的第二年，由于李荣贵中年过世，义女陈氏母子成了孤儿寡母。尽管李馀庆也在陈家读过书，却没法通过科举入仕，走当官那条路。因为科举第一步考秀才就必须在户籍所在地参加县考，还得填报祖宗三代的情况，李家的原籍广西藤县、迁去地江宁上元都去不得，那无异于自投罗网。而且他父子用的是假姓假名，无论在江西还是湖南都没有落籍，是个没有户籍的黑户，靠着陈宝箴当官的荫庇才存活下来。要想落籍也很难，按清朝的户籍制度，除了当地的土著、老住户，外来人要落籍入户，必须要在当地置办有田产或房产，他家根本不具备那样的财力。所以李馀庆只能去当铺学徒，靠打工艰难谋生，婚配也只能在社会底层，妻子彭氏是长沙东乡的一个厨工彭三才的女儿。
恰好这年湖南官办常宁水口山铅锌矿务，巡抚陈宝箴委派宁乡士人廖树蘅为首任矿区总办，他对干外孙李馀庆的事情还是很上心的，总想着尽可能把他安排得好一点，在同意廖树蘅要求官员们“不荐一人”的条件下，还是破例把二十一岁的李馀庆推荐给廖做了帮手。廖树蘅曾在光绪三年（1877年）受聘当过几年陈宝箴的幕僚兼家庭塾师，并从此成为陈家父子的诗友，期间应是接触并认识陈家的干女婿李荣贵的，所以他欣然带着李馀庆去了水口山。
廖树蘅后来升任省矿务总办，水口山矿务由他的儿子廖基植接办。李馀庆，此时公开名字还是“季国卿”，他同样遗传了乃祖的性格特质，做事肯干、忠实可靠，很为廖氏父子欣赏，成了他们的亲信，先后任过会计、选矿科总监工、矿区总务科长。廖氏父子前后任矿区总办十六年，由于经营有道，水口山矿成了清末湖南官府的一大财源，因而职员们的待遇也相对优厚，李馀庆一家住的“四十八间”宿舍区，是矿区专门为高级职员和技师修建的一个公寓院落。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陈宝箴父子被罢官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陈宝箴又被那拉氏密旨赐死，陈家因之败落。失去陈家的荫庇以后，李馀庆依靠自己的能力在事业上站稳了脚跟。他知恩图报，尽力对在湖南的陈家人给予了生活接济。
到水口山矿区任职十二年后，时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李馀庆终于攒够了钱，在宁乡县五都十四区的土墙湾买了四十八亩田土，并修了一栋土砖瓦顶的房子，得以落籍宁乡，与他妹妹李云卿的婆家叶氏在同一地区。与土墙湾相距数里就是廖树蘅父子居住的横田，横田廖氏是宁乡的名门望族。李馀庆一家能在这个从无渊源的村社落籍，作为土著的廖家和叶家无疑都提供过助力。自咸丰元年（1851年）起，风雨飘泊了五十多年的忠王家族，至此才有了赖以生存的根基。
三年后，辛亥革命爆发，腐朽没落的满清专制统治随即土崩瓦解。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历来以“洪秀全第二”自诩，太平天国运动因而从“洪杨倡乱”“长毛造反”的反面典型成了“反清起义”“民族英雄”的正面形象。当了三十七年“季国卿”的李馀庆得以公开身份，宣布恢复李姓，考虑到名字“国卿”已为同人叫惯了，所以就因循改成了“李国钦”。名字的一字之改，其中当有深意：一方面，卿、钦两个字在湖南口音里面完全同音，不影响同事之间相称；另一方面，抛弃了违背心愿的“清国之卿”假名，亮明了“钦敬太平天国”的本心。从同治三年（1864年）到此时，忠王子孙隐姓埋名、忍辱负重四十八年，终于可以挺直腰板大喊一声“我们是李忠王的后人”！
1912年6月，李国钦兴冲冲地回到宁乡的新家，把父亲暗中书写的李家《草谱》从私密处拿出来，堂堂正正地摆在书桌上，用新的八行书纸重新誊抄、修订、续写。这可是他们家的根脉，子子孙孙都要永志不忘的。
翻阅《草谱》，其中女眷父亲名讳的记载，存在不同的表述。忠王母亲陆氏的记载是“梧邑陸明德公次女”，陆明德是李荣贵的曾外祖父；忠王夫人宋氏的记载是“梧邑宋壽春公長女”，宋寿春是李荣贵的外祖父；忠王三媳陈氏的记载是“江西義寧陳資公女”，陈资是李荣贵的岳父。以上三位都是李荣贵的长辈，所以一律尊称为“公”。而对李荣贵长媳彭氏的记载是“長沙東鄉彭三才女”，彭三才是李荣贵的亲家；对四弟李荣翔的两个未婚儿媳的记载是“重慶王卓卿先生次女”“重慶向立吾滿女”，王卓卿和向立吾是李荣翔的亲家。这三位都是李荣贵的平辈，所以直呼其名或仅以“先生”称之。因而可以推定，《草谱》的最初起草人，应是李国钦的父亲、忠王第三子李荣贵。如果是李国钦起草的，肯定都得尊称为“公”。这次李国钦在重新誊抄的时候，没有注意这个细微之处，给后面几位补上“公”字，因而为后人的研究留下了蛛丝马迹。
《草谱》的封面，本应是《李氏草谱》四个大字居中一行、郡望和堂号一行、刊订年月一行，但在满清统治的险恶处境下，李荣贵只能简单地写“《草谱》-棣华堂订”等字样，不能标出郡望和“李”字。到李国钦重新誊抄的时候，可以亮出“李”字了，可能因不太了解宗谱封面的格式，写成了“《草谱》-李·棣华堂订”。
这个堂号两边都有墨色稍淡的修订痕迹，应是李国钦在其后的年月作的一点修改。右边标注有“老堂號”三字，含义是指“棣华堂”是他父亲拟定的老堂号。左边标注了“更篤慶堂”后又圈去，接着写的是“又更繁實堂”，这里应该是两次重拟新堂号的痕迹。从文字看，最后确定的堂号应是“繁实堂”，饱含盼望家族繁盛之情。
《草谱》开头只有几句简短前言：“原籍廣西梧州藤縣守鳳鄉五十七都長恭里新旺村，老居於咸豐元年洪秀全倡亂始遷江寧上元，於同治三年移居湘省。於光緒三十四年臘月，在寧鄉五都十四區、地名土牆灣置田四十八畝。於中華民國元年六月十一號來鄉，居本屋正房內兩間。將宗派改為金木水火土輪流，取生生不絕之義。”没有一般族谱常见的家族源流、远祖追述等内容。向上追溯最远也只记载到忠王的祖父母名讳，且没有生卒年月等内容。顺序而下的是忠王的父亲李世高夫妇，生卒年月等内容已经具备了。但注意到他的家族身份标注是“继公长子”，那就应该还有兄弟姐妹，但这些人都缺失了。究其原因，与李荣贵被掳时年龄尚幼有关。一个未满九岁的孩子，能记住原籍地址、了解宗派字辈、知道曾祖的姓名已经很不错了。李荣贵秘密起草这本《草谱》的时候，不仅不敢公然认祖归宗标注“李”姓，更不可能冒暴露身份的危险去原籍地寻根问祖查宗谱，所以有这些缺失是难免的。还有，忠王是兄弟二人，忠王为长，弟弟叫李明成，也是太平天国一名将领，受封扬王。《草谱》没有他的名录，可能是他常年在外作战，年幼的李荣贵对他印象不深，记不清他的家庭成员情况，也不知他的下落所致。
《草谱》的前言，李荣贵其实只开了一句头：“原籍廣西梧州藤縣守鳳鄉五十七都長恭里新旺村，老居於咸豐元年洪秀全倡亂始遷江寧上元，於同治三年移居湘省。”从“洪秀全倡乱”字样可以看出，这是满清时期的说法，只能是李荣贵的遗墨，民国时期的李国钦不可能这样写，他不过是照样誊抄，保留历史样貌罢了。记载的原籍地址十分具体，迁入地“江宁上元”也比较详实。南京在清代的名称是“江宁”，太平天国时期称了十余年“天京”，后又恢复了旧名，从民国至今的名称是“南京”。明代南京的外城有一座“上元门”，清代依旧，现在南京市的江宁区，还有“上元门地铁站”，其附近仍有以“上元”命名的街道和学校等，《草谱》记载的“江宁上元”应该就是这里。苏州的那座著名的“忠王府”，在苏州失陷的时候尚未完工，应是忠王据有苏州后新建的，忠王的亲属住的时间应该不长，或者并没有住过去。旧的忠王府应该就是在上元门一带，当时李荣贵尚幼，只记得“江宁上元”，没能记清具体的街道里巷。天国失败后李荣贵的移居地只有“湘省”二字，因为那时他一家人还漂着，跟着陈宝箴在湖南的时间虽然长些，却没有具体的落籍地点，只能无奈地以“湘省”概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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