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初年，随着里耶秦简的出土，于史无载的秦洞庭郡，像一个蒙着面纱的公主般走了出来。她既是一个确凿无疑的真实存在，又给专家学者们带来了一系列难解的谜团。
古荆州是古楚立国的最早疆域，里耶（秦迁陵县治）所在的湘西北和黔东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属于楚黔中郡，这一带至今还留有黔水、黔城、黔阳等许多带“黔”字的地名。战国晚期，秦人依托巴蜀向东侧击楚国，这里就成了秦楚争夺的战场。
史载：昭襄王二十七年，“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是说公元前280年，秦昭王派司马错率陇西部队由巴蜀出击，攻占了楚国的黔中郡。司马错是趁楚军主力远在江北防御白起的时机趁虚而入的。一年后楚人发动反攻，抢回了“江旁十五邑”。“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指明两年后的公元前277年，秦国蜀郡守张若再次进攻楚地，拿下了巫郡，并占领邻近的江南土地建立了黔中郡（洞庭郡）。楚巫郡在三峡巫峡一带，江南是指长江三峡段的右岸。秦人占领了江南，加上原来攻占的楚黔中郡部分地区，就设立了一个郡。这个郡的名称，依据里耶考古成果，可以认定不是“黔中郡”而是“洞庭郡”。此后双方在这里长期对峙，直到半个世纪后的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王翦才彻底清除了“江旁十五邑”残余的楚势力。第二年，秦完成了大一统。
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秦人每夺取六国的一块土地，就要设立一个郡，郡名大多沿用六国旧名，而黔中郡是少数例外之一。黔中郡为何会成为例外？
我意以为，秦人在这里遇到了楚人的顽强抵抗，双方反复攻守，前后五十多年才控制了黔中全境。在此期间，楚黔中郡的行政机构肯定一直存在，而秦人在占领区设郡就没法沿用旧名，只能取新名了。这就是说，秦新设的洞庭郡与楚旧有的黔中郡并立了五十余年才最终取而代之，再经过秦王朝的十四年，到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改称武陵郡。洞庭郡前后存在了七十多年，而其单独存在的时间只有不到二十年，也难怪太史公会忽略了。
历来行政区划名称，一般都含有原地名的因素。秦人是根据哪个因素命名洞庭郡的呢？现代人自然认为洞庭郡的命名应该源自境内的洞庭湖。
不过，据《庄子·天运》所说：“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说明战国以前，这里根本没有烟波浩渺的大湖，而是一片名叫“洞庭”的广阔原野。原野上大约存在几处不大的湖泊，黄帝曾在这里举行盛典，演奏咸池大乐与民同乐。1957年出土的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制“鄂君启节”载：“自鄂往：上江、入湘、入资、沅、澧、油。”说明古湘、资、沅、澧、油等水是直接汇入长江的，佐证了不存在大型湖泊的事实。水文史研究认为：由于战国晚期江北的云梦泽逐年淤积抬升，迫使长江洪水南灌，自汉朝以后逐步侵蚀“洞庭之野”，到清中叶完全淹没，使之变成了“八百里洞庭湖”。因此，远在战国晚期的洞庭郡名称，只能源自当时名气很大的“洞庭之野”。
关于洞庭郡的郡治，史家结合考古成果，比对湘西的各战国晚期遗址，多认为保靖县四方城就是秦洞庭郡治，其周边至今留下的洞庭村等数处带“洞庭”二字的地名，也是佐证之一。
由此我想起沅陵县城附近也有一个叫“洞庭溪”的地方。沅陵洞庭溪是一个有百十栋木构青瓦房，有街有巷有院落的居民点，坐落在一条也叫洞庭溪的小河与沅水的交汇处。在水运以木帆船为主的时代，这里曾是沅水上一处重要的码头，沿河停靠着不少木帆船和竹木簰。此洞庭溪的地名应当也有来历。
当时秦楚西南战场的战略态势是：司马错和张若两次大规模攻楚，占据楚黔中郡的西部设立了洞庭郡，而楚人则顽强地守住了楚黔中郡东部的“江旁十五邑”。“江旁十五邑”在哪里？“江”是长江的古称，“江旁十五邑”只能在长江近旁。鉴于当时广阔的洞庭湖还没有发育出来，那里还是平川丰美的“洞庭之野”，所以，“江旁十五邑”只可能分布在与长江近在咫尺的“洞庭之野”的原野上。这样，秦人占据的是临沅（常德）以西的山区，虽有居高临下之势，但补给线长且山高路险，攻击力并不太强；楚人据守的是洞庭之野的江旁十五邑，虽无险隘可据，但凭借沃野稻作农业的就近补给，以及南方人擅长河网地区作战的特长，防守还算强固。于是双方就形成了一个动态均势：初期大约十数年间互为攻守的拉锯战，谁也没能打破僵局，到了中后期，特别是秦王政时期的二十几年，秦国专力于中原逐鹿的正面战场，西南方向已失去了战略重要性，攻势大略已经停滞；而楚国也重心东撤日益衰弱，更是无力反攻，所以这一带的战局就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期，时间应当至少三十多年。最后由王翦不费吹灰之力地收拾了残局。
秦楚西南战事的初期，由于不断发生激烈战斗，秦洞庭郡治大概率是战时体制，按战争规律应当尽量靠前，有利于驻兵屯粮，把握战局。满足这种需求的备选地点，最合适的当然是沅陵。沅陵周边一带发现有大量战国秦墓葬，发掘的窑头遗址亦曾被部分史家认为是秦黔中（洞庭）郡治。
确实，沅陵作为洞庭郡早期战时郡治的可能性很大。沅陵地处沅水中游与酉水的汇流口，山川形势险要，进可以前出沅水下游的临沅、索县，威逼洞庭之野；退可以控扼沅水中上游及酉水等支流、屏障乌江流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位于沅陵下游不远处的洞庭溪，无疑是洞庭郡治的一个前置要塞，其得名肯定是因为靠近洞庭郡治。洞庭溪对岸，是后来东汉名将马援剿五溪蛮时曾经驻兵的壶头山，附近另外还有西汉大将窦应明、东吴将军潘承明在不同时期的营垒遗迹，可见自秦以后此地依然是一处军事要地。
至于保靖“四方城”、义陵（溆浦）等地的郡治地位，应当是在战局的相对稳定期，沅陵的军事作用退居次要，秦人对邮路、驿站、运输和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综合考量迁移郡治的结果，这在古代并不鲜见，尤其是战争年代。
沅陵作为洞庭郡的一个下属县治，地位和名称一直保留至今，而洞庭溪则成为一个聚落，也保留了最初的名称。如果在洞庭溪搞搞考古调查，说不定也能有所发现。不过现在的洞庭溪村只是建五强溪水库时就近搬迁上山的一个村子，原址已经保藏在了水位线以下，目前是没有办法揭秘的了。
古荆州是古楚立国的最早疆域，里耶（秦迁陵县治）所在的湘西北和黔东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属于楚黔中郡，这一带至今还留有黔水、黔城、黔阳等许多带“黔”字的地名。战国晚期，秦人依托巴蜀向东侧击楚国，这里就成了秦楚争夺的战场。
史载：昭襄王二十七年，“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是说公元前280年，秦昭王派司马错率陇西部队由巴蜀出击，攻占了楚国的黔中郡。司马错是趁楚军主力远在江北防御白起的时机趁虚而入的。一年后楚人发动反攻，抢回了“江旁十五邑”。“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指明两年后的公元前277年，秦国蜀郡守张若再次进攻楚地，拿下了巫郡，并占领邻近的江南土地建立了黔中郡（洞庭郡）。楚巫郡在三峡巫峡一带，江南是指长江三峡段的右岸。秦人占领了江南，加上原来攻占的楚黔中郡部分地区，就设立了一个郡。这个郡的名称，依据里耶考古成果，可以认定不是“黔中郡”而是“洞庭郡”。此后双方在这里长期对峙，直到半个世纪后的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王翦才彻底清除了“江旁十五邑”残余的楚势力。第二年，秦完成了大一统。
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秦人每夺取六国的一块土地，就要设立一个郡，郡名大多沿用六国旧名，而黔中郡是少数例外之一。黔中郡为何会成为例外？
我意以为，秦人在这里遇到了楚人的顽强抵抗，双方反复攻守，前后五十多年才控制了黔中全境。在此期间，楚黔中郡的行政机构肯定一直存在，而秦人在占领区设郡就没法沿用旧名，只能取新名了。这就是说，秦新设的洞庭郡与楚旧有的黔中郡并立了五十余年才最终取而代之，再经过秦王朝的十四年，到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改称武陵郡。洞庭郡前后存在了七十多年，而其单独存在的时间只有不到二十年，也难怪太史公会忽略了。
历来行政区划名称，一般都含有原地名的因素。秦人是根据哪个因素命名洞庭郡的呢？现代人自然认为洞庭郡的命名应该源自境内的洞庭湖。
不过，据《庄子·天运》所说：“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说明战国以前，这里根本没有烟波浩渺的大湖，而是一片名叫“洞庭”的广阔原野。原野上大约存在几处不大的湖泊，黄帝曾在这里举行盛典，演奏咸池大乐与民同乐。1957年出土的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制“鄂君启节”载：“自鄂往：上江、入湘、入资、沅、澧、油。”说明古湘、资、沅、澧、油等水是直接汇入长江的，佐证了不存在大型湖泊的事实。水文史研究认为：由于战国晚期江北的云梦泽逐年淤积抬升，迫使长江洪水南灌，自汉朝以后逐步侵蚀“洞庭之野”，到清中叶完全淹没，使之变成了“八百里洞庭湖”。因此，远在战国晚期的洞庭郡名称，只能源自当时名气很大的“洞庭之野”。
关于洞庭郡的郡治，史家结合考古成果，比对湘西的各战国晚期遗址，多认为保靖县四方城就是秦洞庭郡治，其周边至今留下的洞庭村等数处带“洞庭”二字的地名，也是佐证之一。
由此我想起沅陵县城附近也有一个叫“洞庭溪”的地方。沅陵洞庭溪是一个有百十栋木构青瓦房，有街有巷有院落的居民点，坐落在一条也叫洞庭溪的小河与沅水的交汇处。在水运以木帆船为主的时代，这里曾是沅水上一处重要的码头，沿河停靠着不少木帆船和竹木簰。此洞庭溪的地名应当也有来历。
当时秦楚西南战场的战略态势是：司马错和张若两次大规模攻楚，占据楚黔中郡的西部设立了洞庭郡，而楚人则顽强地守住了楚黔中郡东部的“江旁十五邑”。“江旁十五邑”在哪里？“江”是长江的古称，“江旁十五邑”只能在长江近旁。鉴于当时广阔的洞庭湖还没有发育出来，那里还是平川丰美的“洞庭之野”，所以，“江旁十五邑”只可能分布在与长江近在咫尺的“洞庭之野”的原野上。这样，秦人占据的是临沅（常德）以西的山区，虽有居高临下之势，但补给线长且山高路险，攻击力并不太强；楚人据守的是洞庭之野的江旁十五邑，虽无险隘可据，但凭借沃野稻作农业的就近补给，以及南方人擅长河网地区作战的特长，防守还算强固。于是双方就形成了一个动态均势：初期大约十数年间互为攻守的拉锯战，谁也没能打破僵局，到了中后期，特别是秦王政时期的二十几年，秦国专力于中原逐鹿的正面战场，西南方向已失去了战略重要性，攻势大略已经停滞；而楚国也重心东撤日益衰弱，更是无力反攻，所以这一带的战局就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期，时间应当至少三十多年。最后由王翦不费吹灰之力地收拾了残局。
秦楚西南战事的初期，由于不断发生激烈战斗，秦洞庭郡治大概率是战时体制，按战争规律应当尽量靠前，有利于驻兵屯粮，把握战局。满足这种需求的备选地点，最合适的当然是沅陵。沅陵周边一带发现有大量战国秦墓葬，发掘的窑头遗址亦曾被部分史家认为是秦黔中（洞庭）郡治。
确实，沅陵作为洞庭郡早期战时郡治的可能性很大。沅陵地处沅水中游与酉水的汇流口，山川形势险要，进可以前出沅水下游的临沅、索县，威逼洞庭之野；退可以控扼沅水中上游及酉水等支流、屏障乌江流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位于沅陵下游不远处的洞庭溪，无疑是洞庭郡治的一个前置要塞，其得名肯定是因为靠近洞庭郡治。洞庭溪对岸，是后来东汉名将马援剿五溪蛮时曾经驻兵的壶头山，附近另外还有西汉大将窦应明、东吴将军潘承明在不同时期的营垒遗迹，可见自秦以后此地依然是一处军事要地。
至于保靖“四方城”、义陵（溆浦）等地的郡治地位，应当是在战局的相对稳定期，沅陵的军事作用退居次要，秦人对邮路、驿站、运输和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综合考量迁移郡治的结果，这在古代并不鲜见，尤其是战争年代。
沅陵作为洞庭郡的一个下属县治，地位和名称一直保留至今，而洞庭溪则成为一个聚落，也保留了最初的名称。如果在洞庭溪搞搞考古调查，说不定也能有所发现。不过现在的洞庭溪村只是建五强溪水库时就近搬迁上山的一个村子，原址已经保藏在了水位线以下，目前是没有办法揭秘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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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元老赞赏！
感谢分享！期待沅陵焕发新貌。
